华人在日本企业中遭欺负现象透析

在日本的企业中，欺负人的现象也很严重，日本各地的劳动工会都设有企业中的欺负人现象咨询窗口。日本企业中的欺负人现象大致被分为如下几种：一、性的欺负；二、上级对下级，前辈对后辈的欺负；三、被人贬低为能力低下；四、对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的人的欺负。而在日本公司里就职的华人，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和同事、上级发生文化的冲突，也可以形成一种“异文化中的欺负人现象”。

日本《中文导报》记者就华人在企业中的“挨欺负”问题，采访了一些华人白领等，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显示了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

性骚扰：司空见惯的风景

在日本社会，有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观念，这种观念有时也被带到日本的企业中，有的企业认为女性职员在公司就是端茶倒水的角色，甚至有的男性职工或上司将女职工当作性的玩弄和调戏的对象。今年3月13日，日本广岛地方法院做出一项判决，判处朝日生命保险三次营业所的3名男性干部和该公司向40岁-50岁的7名女职员赔偿850万日元的赔偿金，因为他们在2001年12月14日的忘年会上，从后面用双腿缠住女性职工的腰部，并有搂抱等行为，在忘年会这样的公司所组织的活动中，发生如此的性骚扰行为，公司与男性干部个人都有责任。

在一家IT公司工作的华人白领小刘反映，他们公司的一位课长，经常在工作时间给她发邮件，说是喜欢她，希望和她约会。她几次用邮件和他说，请他在工作时间不要发私人邮件，而她对和他约会也完全没有兴趣，但是这个课长还是对她纠缠不休，有一次在休息间里，只有他们两 个人，这个课长还强行吻她，她左搪右躲，最后还是让这个课长吻到了额头。她为课长的性骚扰而感到苦恼，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她很喜欢这个工作，如果和课长闹翻，课长即使受到了处分，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她也很难再在这里工作了。

还有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华人小李对记者说，他们分行有一个男职工，是她的前辈，40 多岁，是个有妇之夫，平时温文尔雅，对人举止端正，没有什么非分的举动。

有一次这个前辈对她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希望她晚上和他一起吃饭，还有其他几个同事也在座，前辈还给了她一张已经订好的饭店的地址和地图。小李平时对他的印象不错，同时听说还有其他的同事一起捧场，自己也不能不给前辈这个面子，因此就答应了。

到了晚上6点钟，她来到这家饭店，来到指定的房间里一看，她不由地愣住了，尽管日本人都很守时，但是房间里只有前辈一个人，他满脸堆笑地对她说：“哎呀，你看，他们都说有事情，不来了，也好也好，我们两个人来吃，来喝。”

小李一想，吃吃饭也无所谓，就和他吃了起来。吃完了饭，前辈对她千恩万谢，说她在自己的生日夜晚和自己度过良辰美景，真是感激不尽。

吃完饭，前辈像是有点醉了，强拉硬拽把她拉进了一个街里，那里面是一栋接一栋的情人旅馆。前辈对她说：你就是我日夜寻找的那种我所喜欢的类型的女人，今天是我的生日，和我去情人旅馆，我在SEX上可是一个高手，保你淋漓尽致。

他这一手让小李完全没有准备，吓得她甩开他的手一溜烟地跑到了车站。

从表面上，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与中国文化非常相近的文化，其实从文化人类学的构造与功能上讲，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从本质上讲，日本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稻作文化”的特征决定了古代日本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牢固的较大的共同体结构。水田作业需要治水，建立井堰水路和庞大的蓄水池，这不仅是个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仅仅依靠较小共同体也难以完成。在日本，经常是许多村落完成一个用水系统，因此，只有集团甚至较大的集团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这决定了日本人对“群”的巨大的依赖性。这种牢固的群体结构，构成日本源远流长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形成的精神文化，是一种个人难以独立，缺乏个性与自我意识的“纽带文化”，这种“纽带文化”的特点，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日本文化人类学者中根千枝说，可以明确地说：所属单位，也就是所谓“公司”、“大学”这个框框，在集团构成、集团确认中承担着重大的社会性的意义，而个人本身的资格，只是第二位的东西。

这种“纽带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尊重“序列”。日本的集团构成，用中根千枝的话来说，是一种“纵式社会”，是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这种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叠而成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非常强调“前辈”和 “后辈”之分，就是后进入集团的人一定要服从和尊重先进入集团的人，不管前辈是人才还是草包。而作为这种集团特征的一个衍生物，就是在日本的集团中，前辈欺负后辈是天经地义的，人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对。

小王在一家机械设计公司工作，他是硕士毕业，由于专业对口，小王对这家公司的业务很熟悉，刚进去时，他觉得依靠自己的才能，很快就会做出一番事业来，也很快会得到提拔。

但是过了不久他就认识到他的想像和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直接对他的工作负责的一位前辈，虽然在业务上不如他，但是每天都对自己指手画脚，开始他还不服气，和前辈争辩过几回，但是他看看周围的人，都对他投来异样的目光。他觉得自己说得特别正确，但是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反而有的人站出来和草包前辈一起声讨他。过后有的同事告诉他说：在日本的公司中，和前辈顶嘴是很不正常也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希望他注意。

从此以后，那个前辈再上他的面前指手画脚，他也不去争辩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前辈变本加厉，好像他的任务不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是专门来挑他的错。就像鲁迅的《阿Q正传》里的王胡和阿Q抓虱子，抓着一个大的就非常兴奋，抓着一个中的尚可，抓着一个小的，没搞出什么动静来，就很失望。也就是说这个前辈专门找他的碴，其兴奋程度也根据他抓住的所谓的“错误”的大中小而不同。

被前辈这样搞了半年，小王只好辞掉了这个工作。

在一家印刷公司工作的谭先生告诉记者，他进公司时已经30多岁了，在新社员中年龄偏大，他觉得自己是硕士毕业，而其他的新社员大都是大学本科毕业，有的还是专门学校毕业，从岁数讲，和那些20出头的小青年们比，自己走过的桥要比他们走过的路还多，他们多少应该尊重一点自己。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进了公司后，和她一起工作的20多岁的小姑娘比他先进来几天，虽还不是一个正式职员，但也俨然是他的前辈，因此对他说话很不客气，声色俱厉，经常指导他这个，那个，有时把他叫到一旁一本正经地教训一顿。

他很不服气，但是他来日本的时间长，知道日本前辈和后辈的规矩，因此只好忍气吞声。

“但是有人替我整治了她。”谭先生不无幽默地告诉记者。他说：几天以后，公司的社长领来一个小姑娘，对谭先生的“女前辈”说：你来教教她工作，她是新来的。“女前辈”一看又新来一个，立刻失去了欺负谭先生的兴趣，开始玩弄这个新的后辈，她觉得按照日本集团不成文的规矩，新来的就是要被欺负，因此她专拣尖酸刻薄语言来欺负这个新来的小姑娘。

过了几天，“女前辈”到了转正的时候了，但是她却没有像那些试用社员那样转正，而是被开除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被她欺负的那个新来的小姑娘是社长的女儿。

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社会，虽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从历史上看，由于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因此接触异文化的机会并不多，也有很强的排外的心理。

曾在日本一个著名研究所里工作的赵女士对记者说：我曾工作过的研究所里大多数人都是好的，但是有个别人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特别不友好。中国人的自尊心很强，而且身在国外，神经也比较脆弱。有的日本人不知是真正的无知还是别有用心，他们会问我们中国人喝的水是自来水还是井水，是否能吃到白米饭，使我们觉得他们在情绪里掺杂着蔑视。还有一个老女人，对我们这些研究所里的“弱势群体”的恶意和蔑视是溢于言表的。有一次社长特意派人来关照我们这些中国人，还送给我们手表。我们很高兴，马上就把手表戴上了，这个老女人看到后马上说：真可笑，那手表是儿童表呀，你们还戴上了，像个小孩子，真可笑。

我在中国买来了蜡染的服装，我觉得这样的服装很有中国的特色，我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穿着蜡染的服装上班，没想到这个老女人看到了以后笑了起来，她说：呀呀呀，真可笑，这样的衣服只能在厨房里穿，怎么能穿着上班呢？

我们研究所还曾有过一个通过软件劳务输出来日本的中国女孩子，她不会说日语，但是日本人说的话她几乎都能听得懂，周围的日本人以为她不会说就听不懂，因此说了许多损伤她的自尊心的话，后来这个中国女孩子的精神就完全失常了。

赵女士还对记者说，一些事情过后想起来可能是由于我们的神经过于脆弱，自尊心过强，但是当时确实很受伤，因此我在可以拿到奖金的日子的前几个月辞职了，我没有要那笔丰厚的奖金，我的意思就是想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但不是难民。

日本集团中的欺负人现象目前在日本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每年也有许多被害者为此自杀，日本社会各方面正在殚精竭虑，力图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止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深远的文化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需要日本人在发扬悉心保护文化传统的继承精神之外，也要有一点文化批判精神，对自身文化中的糟粕敢于放弃，“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化也应该像源远流长而又不断自我更新的一汪活水，才能永保清澈与新鲜。( 张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