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最先向外界揭露南京大屠殺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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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戰勝利已經62年的今天，日本的極右勢力仍然否認侵華歷史和南京大屠殺的滔天罪行。我在整理父親生平材料時，發現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殺的貝德士信函，是經由我父親傳遞給國民政府當局的。今予披露，使我們認識到敢於在腥風血雨中救助中國難民、並視“揭露暴行乃是一種道德義務”的國際友人是多麼可佩可敬，屠殺30萬以上中國軍民的日軍是多麼可惡可恨!

　　父親黃溥 (1896—1982)，從事教育工作60多年，是教育理論家與實踐家。他兩次自費留美，獲教育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先后兩次擔任中學校長共約10年，3 次出國考察歐美和日本、印度等國的中等教育，從事大學教育工作50余年，歷任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副校長，3次代理大學校長。在擔任私立武昌華中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期間，校長韋卓民被邀出國講學和休假，學校董事會第二次推舉父親代理校長。1937年6月，他剛主持校務工作不到一個月就發生了“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了。父親一面密切注視局勢的發展，組織維護學校的秩序和財產安全，8月以后又請民工修建防空洞﹔一面主持日常的校務工作，堅持既定的教學計劃，一面抓緊完成基建收尾工程。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剛形成，武漢民眾抗日熱情高漲。父親請周恩來、郭沫若等名人來校作抗日形勢報告，更加激發了學生們的抗日熱情。他們在老師的帶領下，組織成立了武昌火車南站救護站，救護路過的負傷戰士。因救護工作突出，受到武漢政府的嘉獎。

　　后來形勢越來越緊張，向西逃難的人源源不斷地經過武漢。1937年8月15日，戰火還剛剛在上海燃燒，南京即遭到日機轟炸。從9月到11月，日機經常像黃蜂一樣布滿南京天空，進行毀滅性的大轟炸。日機不僅對軍事目標，而且對南京城內的商業區、居民區、文教衛生設施，以及文化古跡等非軍事目標也都列為摧毀對象。11月13 日上海淪陷。南京政府遷往重慶，各機關、企業、大專院校也都紛紛南遷。南京大學、金陵大學南遷的師生大都擁進武昌華中大學暫住。12月13日六朝古都南京淪陷，武漢受到了極大威脅。父親多次召集學校評議會討論時局，議定對策。多數教授認為，日軍南進武漢至少還得半年時間，所以會議決定，克服困難如期完成本學年的第二學期教學任務，然后南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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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失陷后的消息傳來，全國震動。1938年2月初，一艘美國軍艦駛抵漢口，給父親捎來一封揭露南京大屠殺的信函。這封著名的1938年1月10日信函，是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貝德士(Mr.MinerSearreBates。1897 —1978)向外界最先揭露南京大屠殺的一份極其重要的信函。美國人貝德士1920年7月到南京金陵大學政治、歷史等系任教，直到1950年才離華返美。 1937年8月以后，日軍進攻上海、南京，金陵大學西遷四川成都，貝德士奉陳裕光校長之命留在南京守護校產，並經董事會決議給以應變委員會主席兼副校長名義。南京淪陷前后，他與金大社會學系史邁士教授，以及校外人士約翰·H·D·拉貝(德國西門子公司駐華代表)、費吳生、馬約翰等20多位外籍非官方人士，組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以后改名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貝德士是這個委員會的發起者和負責人之一，並擔任該委員會最后一任主席。

　　貝德士和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國際友人，做了大量救濟難民與對外揭露日軍暴行的艱巨工作。他們目睹日軍在南京燒殺淫擄的暴行，無比憤慨。他們以辯論、懇求乃至自己的軀體，在刺刀與犧牲者之間從事難民工作，夜以繼日地救死扶傷，把難民集聚於庇護所，並且為安全區內7萬難民謀求食物和棲身之所。他們日復一日地前往日本駐南京大使館，遞交他們的抗議、呼吁，並逐日記錄和填寫日軍暴行的表格。德國人拉貝和費吳生每天寫日軍暴行日記，史邁士教授和馬約翰還拍攝了許多日軍暴行的照片。貝德士以他歷史學家的職業習慣，當時就作了大量實錄與對外報道。由於貝德士是最后一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遂將國際委員會極其寶貴的檔案文獻資料全部保存下來﹔連同1946年7月貝德士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証的記錄副本和有關此次審判的報道，都以《貝德士文獻》案卷珍藏在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貝德士文獻》堪稱實錄南京大屠殺的“同時代的第一手資料”。血寫的歷史不可改變!

　　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從1937年12月13日開始，獸性大發的日軍瘋狂地奸淫燒殺搶劫達6個星期之久，至少8萬多女孩、婦女被奸淫，其中6，5萬婦女被奸后殺害，中國軍民被屠殺的至少在30萬以上，全市大部分房屋被燒毀，古都南京幾近灰燼。直到1938年1月22日以后，太屠殺在國際輿論的譴責下，才有所收斂。貝德士於日軍攻陷南京的第4周，即1938年1月10日寫信給他的朋友，揭露了他目睹親聞日軍奸淫燒殺的慘狀。這封信是復印並秘密送出去的。由於日軍層層封鎖消息，貝德士委托一艘救援“帕內伊號”(系美國海軍炮艦，於1937年12月12日，即日軍侵佔南京前一天，在離南京約25英裡的長江上游縣境內被日機炸沉)的美國海軍拖船，將信函帶到上海美國總領事館，上海美國總領事館找了一艘美國兵艦，將這封信轉遞散發出去，路途輾轉一個多月。當時金陵大學西遷成都的師生，大都暫住教會辦的武昌華中大學，所以這艘兵艦在漢口靠岸后首先將信函遞交華中大學校長。當時代理校長的父親於2月初才接到這封信，於2月14日即將此信函呈交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王世杰。

　　我父親於1934—1935年第一次代理華中大學校長期間，結識了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王世杰。華中大學理學院教授卞彭(后為理學院院長)的夫人是王世杰的獨生女。同行加親戚，兩校領導也多有往來。大約1936年王世杰調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1938 年2月來武漢公干。父親知道后，於2月14日在武昌曇華林華中大學設便宴招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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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間，父親陳述了華中大學近況以及暑期西遷的准備，特別講述了南京大屠殺慘案，並將貝德士1月10日信函交給了王世杰。近代史學者章開沅教授(原華中師范大學校長，現華師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主任)在《讓事實說話——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一文中，詳細記述了1938年2月14日《王世杰日記》：

　　今日由漢口渡江赴武昌，去華中大學之餐約。席間該校代理校長黃溥，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國教授Bates，最近托美國軍艦帶出之信息。據B氏1月10日函稱，日軍入南京后，其強奸、搶掠與殘殺無武器人民之慘狀，有非外間所能夢想者。全南京城內，日軍強奸婦女之案件，德國人估計在二萬件以上，即僅就金陵大學校舍而言，難民之選避該校中者，約三萬余人，強奸案當在8000起以上。有十一歲幼女與五十三歲老婦，亦未能幸免者。至於城內房屋及商店，殆無一家未被搶劫者﹔劫后往往以化學藥物縱火焚燒。此種強奸行為。往往於白晝行之，並往往為軍官領導為之!業經放棄武器與軍服之華兵，以及一般難民，被日軍任意槍殺者，觸目皆是。外國人之留在南京者，亦多受侮辱與劫掠，各國使館俱被劫掠。

　　章開沅教授指出，這段引文摘自“《王世杰日記》，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第一冊，第163、178-179 頁”，並在注釋中特別指出，“1991年秋，吳相湘先生曾經由‘對日索賠會’同仁章銓函告，由此可知，當時中國政府是由Bates信件始知南京大屠殺事，故貝德士文件，見得有副本，其重要性可知矣。”事實証明，當時國民政府是由貝氏這封函件才知道南京大屠殺慘案的。

　　約翰·H·D·拉貝和費吳生都翔實地記有日軍暴行日記，1996年《拉貝日記》才出版。史邁士教授編寫、在國外出版了《南京戰禍寫真——1937年12月至1938年3 月》，並附有當時拍攝的日軍暴行照片，是極其珍貴的“証據”。但是，這些珍貴史料都是大屠殺之后才出版的。現在查有實據的貝德士1月10日信函，是最先向外界揭露南京大屠殺的極其珍貴的史料。章開沅教授在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看到了這封信函的原件(原文已由章開沅全文翻譯，約3800字，登載在章開沅著《辛亥前后史實論叢續編》中“讓事實說話”一文，第275—280頁)，並且考証了登載有這封信函內容的《外國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的出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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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開沅教授指出，關於南京大屠殺，最早在國內外同時出版的原始史料集結，是《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田伯烈(H·J·Timpedey)編著的《外國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Modem Age Books,Ine,Loncleon,NewYork:1938)1938 年7月，楊明譯的中文本《外國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在漢口出版。此外還出版了兩種日文譯本。這本揭露日軍暴行的史料集是貝德士與田伯烈記者共同策劃和編輯的，貝德士還校閱了全部文稿。他在1938年4月12日從上海寄出的致友人函說得很清楚：“這裡正積極准備在英國和美國出版H·J·田伯烈先生寫的一本書，作者是《曼徹斯特衛報》有經驗的記者，書名可能是《日軍在華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他保存著得自此間救濟團體的陳述中國實況的大量文獻。這些資料是以公正而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公布的。……盡管不能為這項工作承擔法律責任，但從一開始我便與它連成一體，曾經參與商討計劃及其發展，也曾校閱全部文稿。此外，該書還利用了我在12月15日起草的一份報告，那是為當時留在南京的許多新聞記者准備的。附件包括許多12月間我給日本使館的信件。其中還有我在1月10日敘述過去幾周南京陷於普遍恐怖情況的信。”該書還引用了費吳生關於日軍暴行的日記，登載了馬約翰關於日軍暴行的幾張照片。

　　章開沅教授考訂的史料証明，美國人貝德士最先揭露了南京大屠殺的日軍罪行。作為當時中立國的美國人為什麼要這麼做呢?貝德士在那封著名的信函中說：“我們感到以積極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種道德的義務。隻有我們或者與我們一道工作的人們才能做到!”